在美国的遭遇让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的毕然意识到，留学生在海外可能面临的困难和无助，也让这个学法律的男孩感到“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别人。如今，他创立的中国留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已帮助近百人解决海外法律问题。
    在美国留学离不开法律
    毕然第一次萌生为留学生做法律援助的念头，源于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
    2013年年底，刚在美国拿到临时驾照的毕然开车出去玩，不小心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被警察拦了下来。交警告诉他“继续往前走”，意思是出高速口后停下来，但他没太理解对方的指令，以为没事了，于是上车离开。
    向前行驶一两公里后，后方突然警铃大作。第二次要求毕然停车的交警已经有些生气了，迅速将他拷起，掏出手枪指着他的头，并在审问和检查他的临时驾照后开了罚单，还将车拖走了。
    事情变得严重了。看到超速、无证驾驶、跟前车距离太近、拒捕等罪名时，毕然才哭笑不得地意识到，自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他开始向律师求助，但美国律师的收费标准“太不靠谱”，要么按小时收费，每小时500美元(约合人民币3104元)，要么收费1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209元)，只写一份律师函。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商法硕士的毕然也算半个业内人士，他决定把交通法规啃下来，自己打官司。
    “我在大多数指控上都胜诉了。交警本身也有问题，很情绪化。”毕然告诉《青年参考》记者。
    这件事后，毕然感到，留学生很容易遇到类似的法律问题，但因对美国法律一无所知，遇事往往一筹莫展。美国律师收费很高，普通学生很难承受。
    就这样，毕然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义务帮身边的同胞处理法律事务，并在美国注册了一家非营利机构。一年多的时间，他们接待了近百名学生，案件涉及家庭暴力、性骚扰、持枪抢劫、暴力伤害、交通、租房纠纷等领域。
    他的一位学妹将租来的房间高价转租出去，违反了美国的相关规定，遭到租客索赔，最终在他的帮助下协商解决。
    一家华人环保组织用谷歌上搜索到的图片做网站主页，被控告侵犯知识产权，对方要求赔偿几万美元。在毕然的帮助下，最终赔款1000美元。
    一个女孩在网上买了一只狗，汇钱过去后，对方就杳无音讯了。对于这种财产损失，毕然只能协助她报警、出庭，但他坦言，很难有什么结果。
    毕然告诉《青年参考》记者，在中国，只要行为符合社会规范，通常不会触犯法律，而在美国不同，很多意想不到的小事都可能引发法律上的大麻烦。比如，伴侣之间也许只是吵架或偶有肢体接触，但很可能被指控有暴力行为，轻则被罚做社区劳动，重则拘留半年左右。
    “美国是法律社会，律师的作用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全民对法律都有需求，留学生也不例外。”他总结道，“创业需要懂公司法，想留在美国涉及移民法和劳动法，就连结婚、离婚、继承遗产等都离不开法律，多懂一些法律知识是必要的。”
    “事前的普法教育比事后弥补更重要”
    2014年，毕然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留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将法律援助事业带回国内。此时，他已意识到“事前的普法教育比事后弥补更重要”。
    在美国，很多留学生在租房时遭遇诈骗。职业骗子在网上虚构房源，视频、地址都是假的，专门骗取数千甚至上万美元的押金。当地业主也可能设置一些条款陷阱让租房者落入圈套，比如柜门坏了要求高额赔偿，找各种理由不退押金等。
    由于涉案金额不多、手法隐蔽，受害留学生很难从警方那里得到帮助、挽回损失。公寓租赁公司虽然有保障、服务好，但价格昂贵，1000美元就能租到的房子，通过第三方公司得花1500美元(约合人民币9313元)。
    对此，毕然的建议是，留学生在租房前最好找朋友实地确认房源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有没有安全隐患问题、地理问题，以及室友是什么样的人。签合同时尽量找由律师草拟的合同范本，这样漏洞较少。
    曾有好友在美国遭遇持枪抢劫的毕然，对安全问题也十分重视。他建议留学生不要为了省钱租住在治安差、人员混杂的穷人区，而是要选择安全状况好一些的住宅区;尽量不要晚归，晚上找伙伴一起行动;关注网上的安全犯罪地图，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踏出国门，到完全陌生的环境求学，但因为对国外法律不熟悉，很容易发生纠纷。为了防患于未然，过去一年多，中国留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在国内各个国际学校举办了数十场讲座，从交通、生活、选择寄宿家庭、文化差异等方面分条列举，向准留学生和家长普及国外法律和安全情况，告诉他们如何做好预防措施，出事后应该怎样积极应对。     他在美国的团队在继续努力帮助留学生解决问题，并在当地高校举办了约20场讲座。
    如今，毕然将精力投入在撰写、出版留学生法律常识手册上，他打算将留美学生案例、美国普法材料等集结出版，方便留学生和家长阅读。
    不过，毕然告诉《青年参考》，学习法律和安全常识只是以防万一，留学生和家长不必对国外的生活过于担忧。“只要事先做好心理准备和法律研究，有安全意识，大部分留学生完全可以应付海外生活。”
    开公司八年的资深“创客”
    从一开始，毕然就没打算靠法律援助中心赚钱，一来“违背初衷”，二来涉及收费问题，中国学生和家长大多“很敏感”。因此，这个纯公益性的项目全靠他个人收入支撑，全职员工的工资也都是他自掏腰包。从外表很难看出，这个26岁的沈阳小伙儿已是开公司8年的资深“创客”。
    毕然告诉《青年参考》记者，他在高中时就准备出国，高一、高二花了两年专心准备，但由于担心申请不到顶尖大学，到高三时决定放弃，专心准备高考，并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当时，他身边已有不少朋友在国外读书。
    2008年高考结束后，18岁的毕然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始做留学咨询和教育机构。在他看来，自己有资源、有经历，比很多创始人压根儿没出过国的培训机构水平高得多，无奈学生家长“不识货”，看他年纪小就盲目质疑。
    “当时定位比较草根，也没有太多预算，就是印了传单到处去发。那时的创业氛围没现在这么浓。”毕然回忆道，父母希望他踏实读书，考个律师、公务员，捧上铁饭碗，但他自己坚持“折腾”。
    到北京上大学后，毕然没有放弃留学事业。除了有合作伙伴在当地坚持，他每个月也跑回沈阳好几趟。两年后，他将公司搬到了“市场和环境更好的北京”。
    “只要时间安排好，就可以做很多事，多工作、少休息就可以了。”他告诉《青年参考》，到美国留学时，他顺便帮自己拓展业务，开了家分公司，专门为低龄留学生及家长提供课程设计、课外活动、志愿服务、申请规划等服务。
    公司发展并不像毕然想象得那么顺利，他经历过不少挫折。团队中不少成员一开始加入是为了“好玩”，发现这份工作既不光鲜，又要付出很多时间后，就选择了放弃，这对公司而言无疑是不小的损失。直到毕然硕士毕业，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和行业影响力的增加，压力才渐渐转轻。
    如今，这个“享受做事乐趣，愿意解决问题”的年轻人算是走上了事业的平稳发展期。他告诉《青年参考》，公司十几名员工全部是从业3年以上的“老手”，“没有闲人”，美国分公司有4名全职员工，还有四五十名来自斯坦福、伯克利的学生做兼职。
    在开展法律援助的过程中，毕然目睹了不少无良中介收取高额费用却不用心帮学生申请学校的案例，他决定用自己的努力改变混乱的行业现状。
    “很多机构要求家长提前把费用缴清，最终，出色的孩子只申请到了一般大学，很可惜。”他说，“我们的业务是签约不收费，还给学生1万元保证金，如果没申请到满意的学校，就不用退还这笔钱。我们还承诺帮学生找实习机会、保证第二年申请成功。”由于学生比较理性、公司定位明确，目前还未发生过拿不回保证金的情况。
    经营留学公司的经验，让毕然更清楚留学生需要什么，这对他开展法律援助帮助很大。他清楚，仅靠个人的力量很难将法律援助中心做大，但他不愿意让法律援助中心变成“帮助招生的机构”。他说，事实上，二者没有太多交集。
    “我希望下一步能找到跨国律师事务所、跨国企业等进行合作，它们都有社会责任方面的预算。”毕然乐观地告诉《青年参考》，“它们可以提供资金、人力支持，我们搞不定的案源也可以交给靠谱的律师，我们的法律援助中心会越来越规范。”